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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？

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？

功德林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？

当然有死的，不仅有病老而死的，还有被杀的呢！

很多***将领在被俘虏时，决议***，最终没有死成。这种人代表有宋希濂和王云沛。

宋希濂担任***军队第十四兵团总司令，在白马山之战后主力被击溃，就分散逃走，脱离国军战斗序列，在川南山区到处跑。到大渡河时，有个警卫说“七十二战，战无不利，忽闻楚歌，一 败 涂 地 ！ ” 宋希濂就起了效法项羽“乌江自刎”的念头。***时，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抢过了他的***，不多时，宋希濂就被俘虏了。

王云沛是***浙江省中将保安处长，***解放浙江时，他走投无路，一头扎进大海里只求一死。没想到***战士把他捞了上来。一次死不成，就不想第二次了。王云沛骗战士“我是当兵的”，没想到战士直接拿出了他的照片，于是就成了俘虏。

到了战犯管理所，还有一些人心存侥幸，想要逃跑。刘秉哲、罗贤达二人，在***部队里均为军长，关押期间曾两度越墙逃跑，被抓回后，仍不甘心，暗中鼓动他人抗拒改造。一名叫周元圣的死硬军官，被俘后经常吵架骂人，不仅自己时常寻找着逃跑的时机，还怂恿其他战犯***出逃。有一天夜里，他独自跑到院中大喊大叫：“大门打开啦，赶快逃跑呀，大家快冲啊！”他一边喊，一边向警卫冲去。还有一个叫姜湘龄的。为效忠“党国”，拒不服法，动辄叫骂声声。同屋的人责备他几句，他竟心存怨恨，夜持斧头，砍伤两个熟睡者的脑袋，致使一人死亡，一人重伤。当然，这些带着花岗岩脑袋想去朝拜上帝的人，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

还有很多不知名战犯，在管理所里闹出了各种***的戏码。有的人用砖头砸自己的脑袋，有的想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喉管，有的吞金，有的喝蓝墨水，有的跳楼，有的跳井……为了防止战犯***，管理所想尽了各种办法，甚至还装修了橡皮房间，把想***者安置在里面。

在《特赦1959》中表现很好的沈醉，其实在管理所里写了不少的“反诗”。比如“绛帐新垂列绮罗，满庭桃李尽娇娥，东风枉费吹嘘力，不及前朝雨露多。”再比如“全城锣鼓响喧天，满庭笙歌夹管弦。悄问座旁邻院女，今宵花月为谁妍？”有人算过，沈醉在几个月就写了上百首反诗。

一开始，战犯们在管理所不敢交代自己的罪行，不愿意多说话。可是他们最后却发现，***把他们关起来，其实时保护他们。徐远举、周养浩等特务曾经把被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三百余名***政治犯全部***，包括著名的***人罗世文、车耀先、许晓轩等。1952年清明节 ， 重 庆 有 数 千 人 到 白 公 馆 烈 士 墓 前 扫墓，“坚决要求镇压***！”“为死难烈士报仇”的口号声震天动地。特务们发现，***战士荷枪实弹挡住群众，保护了他们的安全。

战犯们越来越认识到共和国的战犯管理政策，开始争相交代罪行。***第二兵团七十军代军长邓 军 林 交 待 了 一 桩 他 人 不 知 的 血 案 。 当年，他在沂蒙山区时，曾活埋过一位参加革命的母亲。那一幕惨剧，至今仍时时萦绕在心，使他永远不能忘怀。当刽子手将这位被绑着的年轻母亲推进土坑后，又残忍把孩子地丢进去。孩子倒在妈妈身边问 ：“妈妈，我睡哪头？”

事情很快变味了。一些战犯开始吹牛，吹嘘自己多大官，干过多少大事，想从中得到管理所的有待。一些特务小喽啰硬说自己时大特务，还把上司的事情扣在了自己头上。可是这些旧社会带来的吃空饷、欺上瞒下的伎俩怎么会欺骗到管理所，最后都被揭穿了。

早年军统局最年轻的处长沈醉是第二批被特赦的战犯，时间是1960年11月，他后来曾经回去探望仍然被关押的徐远举、周养浩等原“同事”，特地还带了一本***《红岩》，并且对徐远举说：“这部***写的很好，很受读者欢迎，希望你能对照***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，争取早日获得特赦”，后者当时比较乐观：“我们很快就会出去的，你就等着给我们接风吧”，显然，徐远举低估了这部红色***的威力。

对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关押的各种战犯实行特赦，始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，这一年的9月1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央的决定和特赦令：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，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，宣布特赦是适宜的。。。”，比较聪明的徐远举知道第一批轮不到自己，作为保密局“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兼侦防处长”、重庆“11.27大***”的刽子手，他深知自己的罪孽深重。

徐远举是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抓获的，那一天是他35岁的生日，随后押赴西南军区设于重庆郊区四德村的拘留所，再转至白公馆关押，最后才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作为毛人凤的得力干将，他先后主持了破坏“挺进报”、在重庆解放前夕又亲自指挥了对监狱中革命者的大***、以及对重庆各重要设施的爆炸破坏等，***如麻，罪行累累。

对这些罪恶徐远举心知肚明，所以刚被捕时情绪非常低落，曾经对同伙说：“别人可以不死，特务不能不死；特务可以不死，我徐远举不能不死”，几次转押期间都怀疑自己要被枪毙，事事怀疑，抵触改造。陈赓将军曾经专程去探望过宋希濂等黄埔校友，但是接见名单里并没有徐远举的名字，他感觉心灰意冷，为此还曾经跟宋希濂大打出手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徐远举渐渐了解了我党的政策，尤其是特赦令宣布以后，改造态度变得积极起来。1959年10月起，主动撰写交代材料，以“血手染红岩”为题目详细回忆了自己所犯的罪行，按照功德林管理干部的看法，徐远举的认罪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。他的材料结语是：在***的耐心教育下，我恢复了人性，分清了是非善恶，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，感谢党和***把我由鬼变成了人。

延至1964年底，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已经特赦了五批战犯，“军统三剑客”里面的沈醉已经出狱，但是特赦名单上仍然没有徐远举和周养浩二人的名字。徐远举虽然没有灰心继续在改造自己，然而***《红岩》和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掀起了巨大影响，又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期，来功德林提审徐远举深挖材料的单位越来越多，令其压力骤增。

大约从70年代初开始，徐远举的情绪开始波动起来，血压高的毛病也经常复发，而血压一高，他的脾气和嗓门就大，特别容易激动。1***3年1月19日，徐远举在曾经缝纫劳动时，因为心不在焉所缝制的10件衣服都不合格，当检验的管理干部要求他返工时，他再次激动起来，大吵大闹表示不服，事情过去以后，徐远举仍然不能平静下来，满脸通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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